“茅奖”再批判 | 无处安放的底层关怀——解读《生命册》
江
南
三
部
曲
繁
花
黄
雀
记
生
命
册
这边风景
茅盾文学奖
4
作品重评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编者按
对于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的评论热潮似已过去，现在应到了清理与反省的时刻。尽管对于获奖小说的廉价的赞美与刻薄的批评并不鲜见，但是就它们的历史内容与美学形式所进行的深入阐释却依然匮乏。我以为，抛开诸多外围因素不谈，这几部小说的获奖，某种意义上深刻折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无意识和通行的意识形态症候。当众多的评论家和媒体仍然使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批评语汇评价它们时，这些作品所显现的政治意味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的美学问题却几乎无人问津。
正是这种强烈而醒目的对比刺激了我组织了这辑文章。在这个小辑中，五位年轻的批评家把小说文本重新放置在“去政治”的后革命氛围与思想史及文学史脉络中，在与社会历史的互文关系中，对小说书写的社会象征意义与美学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相信这组文章以及五位年轻的批评家的锐利思想将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刘复生
本辑文章全部发表于《新文学评论》杂志 2016.06期
生
命
册
无处安放的底层关怀
解读《生命册》
石晓岩
2012年，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出版。该书与《羊的门》(1999)和《城的灯》(2003) 合称“平原三部曲”，是“全面而系统地传达出‘中原声音’”的豫军文学代表作。2015年，《生命册》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叙事风格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豫中平原这块让李佩甫魂牵梦萦的土地，是他的文学创作致力表现的地域，也是他的灵感源泉和精神家园。他以饱蘸情感的笔描摹豫中平原的人事风物，行文厚重细腻，感情深挚真切。以“植物”喻人，书写“土地”与“人”的关系，是他习惯的写作风格。他说：“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 [1]
如果说《羊的门》写的是平原乡村上“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草”，以“草”喻人，以豫中平原的“土壤”与本土“植物”的生长状况及关系隐喻“绵羊地”上如羔羊般艰辛生存的人们；《城的灯》是将“城”作为平原乡村的参照，写在漫长苦难的岁月里忍辱偷生的农村娃受“城”里“光”的诱惑而逃离土地挤进城市的故事；那么《生命册》则是以平原上的“树”的生长状态及背景暗喻“无梁村”人的命运。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事，讲述主人公吴志鹏五十四年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同时也是一个已经从乡村“移栽进城市”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回望与反思。
一
“土地”与“人”：
沉重土地上的艰辛生存
“聚焦中原，思考中原”是李佩甫小说一贯的主题。前后创作历时十余年的“平原三部曲”在人物和情节上并非连贯，但地域是一致的——一马平川的豫中平原上的村庄（呼家堡、上梁村或无梁村）。《羊的门》介绍这是一块历史上饱受战乱、饥荒、天灾摧残的“绵羊地”，一块“有气无骨”的平原。小虫窝蛋、狗狗秧、败节草、灰灰菜等是平原上最常见的草，它们“从没指责过任何人”，“默默地让你踩”。和草一样渺小卑贱的，是处于底层的草民，平原人因为没有山水的依托而“立不住”。《城的灯》里的土地“给人粮食”、“给人住”、“给人践踏”，包容忍耐却缄默不语。土地因年复一年的奉献而贫瘠，村民们却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土地，逃向有“光”的“城”去。平原上的人们与土地上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受”，“吃苦”和“忍住”是生存的秘诀。——“受”是“苦”，是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中无始无终的辛勤劳作。“受”也是“活”，是把土地扛在肩上行走的勇气与担当。
在《生命册》里，李佩甫再次书写瘠薄酷烈的自然环境里的“土地”与“人”。作者说：“无梁的风是很染人的。风无处不在。……无论春夏秋冬，就是不刮风的日子，也有风的神迹。”[2]“在无梁，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那是风的缘故。……风对树的侵害是无声的，它很少有刮倒树的时候。但它常年一次又一次地去侵袭、抚摸你的半边脸，那结果又会怎样呢？”[3]因此尽管一马平川四季分明雨水丰沛，无骨的平原上的无梁村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不长栋梁之才。”和“树”相对应的是“人”。
他们善良又恶毒，坚韧又愚昧，忠厚又狡黠，豪爽又奴性，隐忍又麻木，淳朴又善妒，机智又钻营，仗义又势利，这些看似相悖的品质奇妙地杂糅共生在每一个平原人的身上。小说里吴志鹏、骆驼、老姑父、梁五方、虫嫂、杜秋月、春才等人物个性鲜明，命运令人唏嘘，每一个人都挣扎着奔向梦想，最终却宿命般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吴志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孤儿，也是饥饿年代“吃遍全村的蝗虫”。“吃百家奶”意味着“我”“身后有人”，进城后也要背负着整个无梁村的土地和村人。“吃遍全村”意味着“我”读大学可能并非因为个人的优秀而是现实的荒诞。村里人急切地督促老姑父去求人帮“我”争取大学招生 指标，与其说出于善意，不如说是期待甩掉“累赘”后的“解放”。而进城后到大学任教的“我”因不堪来自无梁村的接二连三的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字条”的重负而辞职经商，几经商海浮沉看似功成名就却最终幻灭。小说的结尾，“我”发现自己“几乎找不到回村的路”了，“我”像“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可能永远无法回到“树”上了。打了十六年仗的老姑父本来是上尉军官仕途光明，为了一见钟情的爱情转业复员成了农民，而脆弱的爱情迅速在每况愈下的贫穷生活和势利村民的蔑视嘲弄中灰飞烟灭，剩下的就是老姑父与吴玉花夫妻之间仇人般旷日持久的战争——那是“以命相抵的搏斗”，无梁村的岁月抹去了老姑父全部的军人特质。“傲造”的能工巧匠梁五方靠“龙麒麟”赢得了村人的敬慕和一个好媳妇，历时两年以一己之力在垫起的水坑上建了三间新瓦房。也因自己的骄傲、逞能和倔强得罪了村人，在批斗会上被推来搡去地“过箩”遍体鳞伤。新房和家产被充公的梁五方赶走妻子后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路，他的意气风发在上访的途中一点点磨损。“小虫窝蛋”一样的虫嫂，为了在饥荒年代不让三个孩子挨饿而偷，在村民“三只手”和“松裤腰”的耻笑中和日后在县城甘当“细菌人”收破烂的艰辛中含垢忍辱，三个孩子进了城上了学安了家却并不感恩娘，虫嫂的死让无梁村人愤怒，而三个孩子听说虫嫂留下了三万块的存折才抢着回来“行孝”。下放的知识分子杜秋月斯文老实，在无梁村日复一日挑尿、请罪的岁月里变得粗糙，也学会了民间的狡黠，他跑“平反”，甚至阴谋“离婚”，最终在与老婆刘玉翠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成了病人和“废物”。而腼腆俊美的无梁村最巧的手艺人春才，在青春期的萌动和“耻”的罪感里阉割了自己，在晚年依然以“不掺假”的诚实悲壮地坚守在豆腐坊，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失败者”。
在庸常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平原上的人善“忍”，也“韧”。无梁村的能人们始终在与命运坚忍顽强地搏斗，就像平原上长年的、持久的、命对命的、“树与风的搏斗”。树被风侵袭得“没有一片干净的叶子”，人在与生活的搏斗中变得“有气无骨”。而“忍”和“韧”也是双刃剑，平原上的树可谓种类繁多——榆、桑、槐、楝、桐、椿、柳、桃……，但它们一个可怕的共性是“离开土地之后”会“变形”[4]。树的变形隐喻着人性的扭曲。吴志鹏、老姑父、梁五方、春才们在岁月的熬煎中变了形，“宁弯不折”，靠着“忍”和“韧”没有折断，却缺乏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
或许是出于对豫中平原的深沉情感和现实关联，李佩甫沉迷于乡村苦难经验的书写和中原文化根性的挖掘，却未能以更广阔的精神视野做出文化的批判和灵魂的审视，这是《生命册》的一个遗憾。艰辛人生可能使人沉沦迷茫颓废忍辱偷生，也可能使人振奋执着坚定愈挫愈勇。苦难可能使人绝望，但反抗绝望才能体现人性的高贵和尊严。人在苦难中成长壮大，依靠理想和信仰实现心灵的超越和灵魂的升华，书写苦难只是过程而不应是终点。
李佩甫
《生命册》
二
爱恨交织的
城市与乡村乌托邦
从《羊的门》、《城的灯》到《生命册》，“平原三部曲”呈现着城乡社会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作家显然是偏爱乡村的，小说主人公虽然怀着对现代化的向往奋不顾身地冲向城市，却又以乡村视角道德化地审判城市的物欲之恶。一方面，城市是富足光明的所在，是现代化的象征，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高地。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冷漠、贪婪、欲望、淫荡、罪恶的化身，是纸醉金迷万劫不复的深渊。
《生命册》的主人公吴志鹏就是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走进城市，他是“一匹企图披上‘羊皮’的狼”，心里藏着“狼性”，却在城里走出“羊”的姿态[5]，将在与城市欲拒还迎的搏斗中成长。初进城市时他盼望早日住上城里的楼房，有盏“属于自己的灯”，娶个“美丽的城市女人”，“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就此实现人生价值。但问题是若吴志鹏们进城的全部目标仅仅是金钱、美色和权力，便只能放大城市的罪恶与欲望，不会使“城”变好，只能使“城”更坏。
当以吴志鹏、骆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闯入者的姿态占领和入侵城市时，只能是“城”的异己者，很难与“城”和谐相处，更难真心实意地感恩、爱护、建设“城”，他们咬牙切齿地征服了“城”的同时，其实也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作为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成为沟通乡村与城市的“媒介物”，搭建城乡对话的平台，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做出理性分析和判断，思考乡间传统的现代转换，而吴志鹏、骆驼们显然没有完成这一使命，他们的行动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城乡之间的裂隙。
吴志鹏这个“强行嵌进城市里的柳木楔子”，立志在城市的水泥地上“长成一棵树”，只因为家乡父老等着他“植下荫凉”[6]，这个志向实在称不上高远。当“羊”一样的点头和微笑并非发自内心而是“狼”的伪装和做戏时，当“吃得苦中苦”最终只为成为“人上人”时，吴志鹏、骆驼们在城市扎根之后必然要以掠夺的姿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乃至家乡利益的最大化，“身后有人”对吴志鹏来说既是负担更是依靠，而骆驼“必是拿下”的口头禅体现出怎样的得意与张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早年经历的贫贱与屈辱又怎能不化作“寒气和毒意”在城市上空弥漫。聪明而有决断的骆驼，在贪婪和欲望的驱动下铤而走险，为了追逐金钱一次次冲破底线甚至不惜以拉他人下水的方式完成资本积累。骆驼最终跳楼自尽，消失在害人又害己的金钱陷阱中。当一心发财的骆驼居高临下地称药厂工人为“下人”并毫无同情心地表示“只有下人才抱怨生活”时，这种“寒气和毒意”再次浮现——未必是“城”教坏了他，更可能是他弄坏了“城”。相对来说，吴志鹏比骆驼有节制，在逾越底线时有反思。在骆驼自杀自己遭遇车祸时，他感叹“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一个真正的土地背负者背负的不仅是农村的土地，也包括“城”的土地。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城市进行贬城誉乡的道德审判，以此掩饰个体在不择手段追逐金钱过程中的迷失与堕落，有辱土地背负者的使命与责任。
在吴志鹏和骆驼们享受着“城”的繁荣与现代、声讨着“城”的冷酷与罪恶的同时，还虚构了一个乡村乌托邦，赋予它道德意义审美意义而非经济意义上的美好想象。在吴志鹏们一次次怀旧式的深情回望中乡村被罩上温情脉脉的光环——“牛毛细雨”和“瓦沿儿的滴水”、“夜半的狗咬声”和夜色里的“咳嗽声”，“蛐蛐的叫声”和“倒沫的老牛”，“静静的场院”和月亮下的“谷草垛”，“黄泥墙上的木橛儿”和“四条木腿儿的小凳”，“甚至于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但这仅止于想象，无法落地还原成现实生活，毕竟贫穷不是美德，落后不是浪漫，狡黠不是智慧，麻木不是淳朴。当《羊的门》里的呼国庆、《城的灯》里的冯家昌、《生命册》里的吴志鹏、骆驼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离开乡村奔赴城市的时候，其实早已做好“再也回不去了”的准备了，甚至可能还有一点点骄傲地想着“再也不回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在城市遭遇的“现代化”照亮了记忆中乡村的“传统”，正是他们在城市居住的钢筋水泥森林，唤起了对乡村“天然”与“绿色”的留恋；正是城市的快节奏，勾起了他们对乡村慢生活的怀念。
然而乡村乌托邦的建构却是对当今农村真实生活的逃避。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着巨大变迁，城乡矛盾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城市化日益加快的进程造成了乡村的凋敝，中国的经济腾飞伴随着社会城乡结构内部的裂变与重组。当市场化和全球化合谋瓦解传统的乡村社会时，农民们正经历着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双重挤压。在一定程度上，现代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是以剥削乡村为代价的，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农民外出打工与种粮收益的剪刀差在扩大而非缩小，由此衍生的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村妇女问题、留守儿童与老人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都亟需关注。
而吴志鹏们回避了这些问题，以文人的感伤而非知识分子的理性营造了想象中的乡村乌托邦，试图让个体漂泊的灵魂在此休憩。《生命册》也回避了这些问题，虽然小说的背景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以及新世纪，故事的讲述却停留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传统乡村的描述和改革开放初期问题的揭露，没能将当前中国乡村的现实问题纳入作者的视野，这影响了小说乡土叙事的深度与广度，作家的底层关怀也因悬空而无处安放。
当代文学贵在“当下性”，应执着于中国经验和时代经验的表达，应对当下社会现实保持敏感关注和理性分析。在一个崛起中国的大时代里的乡土叙事，为“城”或“乡”做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显得简单粗暴。现代化也许不那么好，但我们注定在奔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去不返，无处可逃。《生命册》对民间底层的深情厚意得益于作家的生活积累，但要真正实现弱者之护和底层关怀还需更强的精神力度和更深的理性思考。
三
权钱崇拜的
侵蚀与现代人格的缺失
在《羊的门》和《城的灯》里，李佩甫书写乡村社会权力场生态可谓驾轻就熟，对治人术、攻心术、权术和“培植人脉”官场哲学的描写引人注目。《生命册》沿袭了这一风格，用浓墨重彩书写“攻心术”、商海“潜规则”，并以此反思中原文化中固有的“官本位”、“钱本位”意识，批判中原文化的惰性、奴性和保守性。
无梁村的权力崇拜是中原文化中“官本位”意识的一个缩影。“在无梁，凡是有职务的，只要给一个理由，人们就信。”[7]老姑父与吴玉花婚后无休止的吵架的起因是吴玉花接受不了军官结婚后成了农民。而当老姑父当上村支书后，过街时“女人们的笑脸像葵花一样处处开放”。吴志鹏研究生毕业留在省城，无梁村的村民不断要求他为村人办各种事，理由是“你是省里大干部”，“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而无能为力的吴志鹏怀着愧疚的心情想的居然是：“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8]和权力崇拜伴生的是金钱崇拜。当初“我”上大学的指标是“用全村人的油，还有烟酒和老姑父的脸面换来的。”[9]“我”留城后三婶托我办事时交代“该花钱花钱，该送礼送礼”。杜秋月“跑”平反，村里人教育他：“你以为平反就那么容易？你得送啊！……送礼呀！你不送，谁给你平呢？”[10]村里人甚至一家一家给他凑柿饼、核桃、鸡蛋和油作为礼品，因为“老杜要是平了反。就成了官身了。”而在骆驼眼里，金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利器。以超低价格收购钧州制药厂谈不下来，骆驼嚷：“哪里不通，你给我砸，砸死他！那姓尤的，厂长，叫财务上给他送去一百万。看他怎么说？”厚朴堂药业公司改制上市的报告得不到政府批复，骆驼嗷嗷叫：“砸，砸死，要不惜代价！”面对清廉端方的副省长范家福和心高气傲的夏小羽，骆驼用了攻心术，瞄准人的弱点发力，钱还是重要的工具——送给前者花一万美金往返美国买的一粒袖扣，送给后者购买爱情别墅的一千万资金，终于使改制上市的事情“成了”。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原大地上的权钱崇拜不仅是中原文化中负面因素畸形发展的结果，也有历史的现实的多重渊源。中原大地经济文化落后，天灾人祸不断，战乱饥荒连绵，物质资源相对匮乏。在乡村强权压制下的村民由恐惧权力而崇拜、依附、甚至献媚权力，是因为权力不仅能带来物质上的富足、精神上的“脸面”，还能摆脱仰人鼻息的屈辱，获得居高临下的成就感。
另一个能把人“逼到死角”的是钱，钱“成了尊严的象征”。吴志鹏和骆驼拼命想摆脱“穷气”。吴志鹏喊出“钱爷爷，钱奶奶，钱祖宗”把钱看作人生目标而辞职下海，骆驼则高叫“钱！我现在就信一个字：钱！”，《生命册》开篇写道：“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越有受过强权压制和贫穷熬煎的生活背景，越知道权力和金钱的重要，也就越会绞尽脑汁地追求升官发财。
权钱崇拜也侵蚀了现代人格。在特定时刻，人性中的卑贱、懦弱、奴性和势利被激发，爱情与婚姻掺杂了名利场中功利的算计，女性则被物化和矮化。
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上尉连长的前程，却得不到包括妻子在内任何人的理解——“老姑父自摘下肩章上的那三颗‘银豆儿’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在无梁村的生活每况愈下，时常遭到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们的蔑视和戏弄。”[11]无梁村最聪明的匠人梁五方在被划为“新富农”家产充公之后，踏上了三十三年的上访路，在对“依靠政府”为自己平反的执着中误了一生。坚持诚信经营的豆腐店春才斗不过卖假货发财的“豆腐大王”，虽有骨气却是人们眼中的失败者。吴志鹏认定“穷”是横在他和梅村爱情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认定一定要先有钱才能谈爱，他从未想过有钱未必等于有爱，他的远去是梅村后来的一连串厄运的开始。小乔对骆驼并无真爱，一切都出于钱的考量，爱情的虚无伴随的是物欲的追逐。靠“卖自己”攒下第一桶金的蔡苇香有了钱后返乡，吸引了村里人又嫉又羡的目光，明知她的钱挣得不光彩，却默许了村里的六个姑娘随她而去。在小说结尾，蔡苇香摇身一变成了蔡总，并改了名叫蔡思凡，财大气粗地给老姑父迁坟为自己正名。
《生命册》中有对中原文化负面因素的批判，也有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反思，但作家在进行文化批判时显得犹疑与徘徊。
例如，作家对骆驼不择手段的发家史同情多于批判：“我们每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骆驼’，都渴望或曾经渴望成为‘骆驼’。”“贫穷对人的戕害远远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12]小说描写“攻心术”、“潜规则”、“借壳上市”的方式、“钓女人”的法宝、梁五方“过箩”、虫嫂受辱、小乔色诱等情节细致入微，固然揭露了社会现实，却更迎合了市场需求，满足了读者猎奇和窥视的心理，在批判现实的名义下将小说引向了黑幕小说的趣味和暴力情爱的奇观化叙事，淡化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精神高度和人文关怀。让人遗憾的还有小说中女性的物化和矮化。在乡村，虫嫂虽然“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但要让丈夫和孩子吃饱还是得靠“松裤带”的“解放”。在城市，乡下姑娘蔡苇香想出人头地，同样是从出卖身体做起，不论她怎样泼辣聪明能吃苦。从吴志鹏的恋人梅村，到骆驼的妻子卫丽丽和情人小乔，再到副省长的女友夏小羽，都是依附于男人的存在，没有自尊自立自爱的人生。她们无一不聪慧美丽，但却是男性标榜自身成功与魅力的“物”，甚至与金钱权力相捆绑甘愿牺牲自我成为男性进阶的工具。这些都使《生命册》虽有志于“追溯时代与生命的艰难蜕变”，却很难达到“土地背负者心灵史诗”的高度。
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农民曾通过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成为军事主体、革命主体和阶级主体，有了从未有过的主体意识与尊严感。而在全球化和市场化大潮冲击的时代，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样，这种主体意识和尊严感在乡土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正在丧失，导致现代人格的缺失。无梁村各色人等的命运体现了阶层分化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形势下底层社会的挣扎。忽略了这一事实，仅是单向度地批判乡村的衰败、城市的糜烂和人心的“寒气和毒意”，并没有触碰真正棘手的现实问题，实现文学作品应有的人文关怀。作家的写作要考虑市场需要，更应对历史和社会现状做出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和自己的解释，而不应止步于对乡村经验和城市经验的形而下书写，停留于乡村挽歌中文人化的哀怨与怀旧。
李佩甫
注释
[1]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8期，第70页。
[2]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51-52页。
[3]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110页。
[4]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111页。
[5]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8页。
[6]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2页。
[7]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55页。
[8]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17-18页。
[9]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57页。
[10]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303页。
[11]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45页。
[12]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8期，71-72页。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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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